2016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取得了積極成效，有效化解了前期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所積累的一些風險，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去一降一補”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目前來看“三去”工作進展要快于“一降一補”。去產能方面，工業產能利用率從2016年一季度的72.9%，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的76.5%。從價格看，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重災區”改善更為明顯。去庫存方面，2018年5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為5.6億平方米，相比于2016年2月份的庫存高點7.4億平方米，下降了24.3%。去杠桿方面，在持續嚴監管后金融體系的杠桿明顯收縮，BIS數據顯示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也從2016年二季度的高點166.8%下降至2017年三季度的162.5%。
相比于“三去”，降成本的成效并不顯著。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只從2015年末的85.68元小幅下降到2018年4月的84.52元。
降成本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完善增值稅、大幅擴展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范圍等降成本措施已經落地并起到一定效果，在此基礎上繼續幫助實體經濟降低成本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非金融企業仍然面臨較重的去杠桿任務。在收入增速伴隨經濟放緩而回落時，需要在成本端發力來增厚利潤，償還債務以實現主動去杠桿。
其次，在經歷市場化去產能、行政化去產能和環保限產后，多數行業里競爭力不足的中小企業加速出清，但中小企業又承擔著重要的就業和稅收責任，需要通過降成本來維系他們的經營。
最后，我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期，科研創新是支撐新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但研發是高投入、高風險的活動，除了在政策上給予支持，還需要通過諸多措施來降低成本。
企業生產經營面臨多種支出，這決定了降成本是個系統工程，并非一日之功。為確保降成本能落到實處，需要打好政策組合拳，而且要長期堅持。筆者認為，除了減稅和降費外，還可以從以下四方面入手，積極作為。
第一，發展股權融資。對企業來說，股權融資的優勢很明顯，能夠優化資產負債結構，而且無需支付財務費用。但目前來看，我國股權融資比例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這也是我國非金融企業高杠桿率的原因之一。未來應進一步建立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如擴大IPO規模、嚴格執行退市制度、吸引更多境外投資者進入等，讓更多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上獲得股權融資。
第二，優化債務融資工具。債務融資工具多樣，包括債券、貸款、非標、融資租賃等，各種工具的成本也不一，通常債券的利率最低，而非標融資成本要高于銀行貸款。盡管債券融資是政策長期鼓勵的方向，但受政策影響，去年以來企業發行債券的成本和難度都在上升，不少優質企業轉向了貸款。
發展債券市場，有助于降低社會融資總成本。目前來看，亟需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評級虛高。評級結果要能如實反映企業的信用狀況，而且從投資人的角度看，評級結果也要加大區分度，集中在AAA和AA級，增加了投資人擇券的難度。二是投資者不足。去年以來信用債發行難度上升，而且高、低評級之間分化嚴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嚴監管后廣義基金的配置力量趨勢性減弱。發展壯大債券市場，需要引入增量資金，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豐富外資進入渠道、鼓勵非金融企業投資等。
第三，繼續推進去產能。產能過剩行業集中在中上游，由于預算軟約束，即使是長期虧損也能經營。這些企業占用了大量的人力、信貸、原材料，抬高了各類生產要素的成本。繼續推進去產能，有利于從低效率部門釋放生產要素，降低全社會的生產成本。但也要注意，在去產能過程中，應避免產能過剩行業以產品過度漲價的方式，向下游行業轉移成本。最典型的是，鋼鐵去產能后噸鋼利潤維持高位，增加了以鋼材為原材料的行業生產成本。
第四，降低物流成本。全國統一市場正在逐步建立，生產資料流動加快。但與此同時，由于諸多原因，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最直接的結果是，同一個產品在生產地和終端使用地之間產生了很高價差。通過改革高速公路收費制度、提高運輸效率等方式來降低物流費用，也是落實降成本的重要一環。（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章言改）
（責任編輯：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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